戊戌变法终结后，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庇护下，搭乘日本军舰“大岛”号，于1898年10月18日逃到日本东京。不久，康有为也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庇护下，经香港赶到日本。劫后余生，师徒们异国重逢，禁不住悲从心来，抱头痛哭。梁启超为何不能像谭嗣同那样慷慨赴死、以血醒民呢？他在长诗《去国行》中做了一番自我辩解：

呜呼，济艰乏才兮，儒寇容容；佞头不斩兮，侠剑无功。君恩友仇两未报，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，割慈忍泪出国门，掉头不顾吾其东。……吁嗟乎!男儿三十无奇功，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。……潇潇风雨满天地，飘然一声如转蓬。披发长啸览太空，前路蓬山一万重，掉头不顾吾其东。⑴

同年12月10日，日本《东亚时报》开始刊登梁启超的《戊戌政变记》有关章节。《东亚时报》虽是日文半月刊，但所连载的四期《戊戌政变记》却是中文。13天后，在横滨，梁启超在旅日华商冯镜如等人的资助下，正式创办《清议报》。该报是旬刊，每期40页，主笔梁启超。在发刊词中，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《清议报》的性质是“为国民之耳目，作维新之喉舌”。在“支那近事”专栏中，梁启超又以任公为笔名，开始连载《戊戌政变记》并特意申明：“政变记凡八篇，卷帙太繁，今先将第四篇登载于报中。”1899年5月，《新民丛报》社发行单行本《戊戌政变记》（九卷本），该书长达11万字，属于纪事本末体，分为五篇。第一篇，《改革实情》，记叙了康有为在变法时期的新政上书，集中说明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兴起的直接关系；第二篇《废立始末记》，记录了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、幽禁光绪帝的台前幕后；第三篇《政变前纪》，分析了政变原因；第四篇《政变正纪》，记载慈禧太后推翻新政、株连维新人士的情状；第五篇《殉难六烈士传》，为康广仁、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分别作传，使其留名青史。

《戊戌政变记》是第一部系统记述、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。“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，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‘百日维新’，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惟一指导思想，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。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：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，康、梁、谭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唯一的进步力量，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，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，并最终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，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。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，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，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。”

由于梁启超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，《戊戌政变记》又是戊戌变法研究的开山之作，所以，《戊戌政变记》一直被众多戊戌变法研究家奉为经典，深信不疑，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，不断“层累地”建立起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、以康党为主角的戊戌变法话语叙述体系。“戊戌政变”一词也因此深入人心，成为戊戌变法研究的常识性概念。

事实果真如此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