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94章 人之悲哀
赵昺静坐了半宿,对事情的始末终于有了认识,却并没有感到舒畅,反而心中犯堵。想不通难道自己在重臣的心中就是如此形象吗?让他们不惜自汗来逃避。但转而又丧气了。
前生今世两度为人,前世虽没有从政,但是也在职场中混了多年,经历过办公室政治的考验,知道其中的道道。不致命,可也让你身心俱疲。而这一世做了皇帝,他体会过其中的苦处,但他也是极力避免让朝臣们误会,可事情还是发生了。
‘伴君如伴虎’被比喻成朝堂上的凶险,而事实上也真是。皇帝身边的大臣别看位高权重,其实也是一个高危职业,假如碰上一个奇葩皇帝,搞不好比在老虎身边更可怕,真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,提心吊胆不说,随时还都有生命危险,北齐时候的宰相杨愔就是一个典型代表。
众所周知,北齐的高氏皇帝是以奇葩和变态著称的。话说这位倒霉的宰相杨愔是个胖子,尤其是肚子特别大,是个大肚皮,高洋有事没事就拿他这个大肚皮开涮,称为叫做“杨大肚”,平日被皇帝揍一顿都是平常事,堂堂一个宰相,有时还得兼职太监的活儿——给皇帝送手纸。
另外高洋还喜欢开玩笑。有一次,高洋看着杨愔的大肚皮,突然有个想法涌上来,他问杨愔:爱卿啊,你肚子这么大,里面装的是什么啊,要不咱们剖开看看,你觉得怎么样?杨愔差点没被高洋这个奇葩的想法吓晕过去,正不知怎么办时,幸亏有人解围才没被开膛破肚。
还有一次,高洋突发奇想,玩起了送葬游戏。他让人准备了一口棺材,叫杨愔自己躺到棺材里,而他自己则拿起锤,准备等杨愔躺进去后亲自把棺材钉上。可等杨愔躺进了棺材,高洋拿着锤子敲了棺材几下,最终还是停下来了,并没有把棺材钉死,让人把杨愔扶了出来。
其实,高洋多次戏弄杨愔,可能真是开个玩笑而已,可即便是虚惊一场,但是想想杨愔躺在棺材里,听着外面的敲击声,看着皇帝拿刀子在自己肚子上比划,那种感觉,也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于是自汗也就成了各朝各代官员自保的手段。
自汗,也称自秽,恶心一点说,向自己脸上泼粪,臭臭自己的脸,坏坏自己的声望,搞臭自己。理性一点说,就是通过非法手段,占有大量社会钱财或田地,通过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,以败坏自己的声望。目的就是使自己在老百姓心中没有受爱戴的地位,并表明自己胸无大志。
除此外,甚至还想尽一切办法,以避免帝王猜忌之祸,可这些高官有时仍不可能完全躲过帝王的猜忌之祸。但是这也并非谁都能用的。这时有才华的高官们的专利,中下层的官员,如用这种法术,极易身首异处的。重臣有此想法,赵昺也很无奈,因为事情虽非他所愿,却也不是他所能改变的,而是体制问题。
大家都知道皇帝制度的本质就是独裁。而独裁政治,总是不断地弱化着帝王与其官员们之间的信任度,独裁也就决定了独裁者和其下属官员以及亲属之间,只能拥有有限的信任,而充满无限的猜忌。因此帝王和其高级官员包括帝王家庭成员、皇亲国戚之间,大多数的时候,都相处于猜忌和被猜忌之中,彼此也就很难建立起持久的或起码的信任关系。
在帝王与臣子这一对关系体中,帝王一般总是处于主动地位,而臣子多处于被动地位。皇帝想找你的毛病是很容易的,被猜忌的大臣大多是能力突出且居功自傲,有明显的政治队伍,且不和皇帝一心。而大臣有两个生命,一个是他的本人生命,另一个是他的政治生命,一旦受猜忌,政治生命就面临着完结,人身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。
所以,名将权臣,才华卓绝,或手握重兵,或解职后仍有潜在实力的;其次是名臣,才高识远,清正廉洁,深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;再就是皇族,根正苗红.有做君王的血缘资格。成为三者其一,就要做好准备,以应对由于帝王猜忌而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。自汗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应对措施。
避祸手段有多种,为什么高级官员较多使用自汗来躲祸呢?赵昺以为这是因为自汗性价比最高。像隐退,不合人们为官入世心理,只有极少 少数人可做到;请求外地做官,要得到皇帝或其他权臣允许方可出京;舍亲,就是杀掉亲人中的一人或数人,一般人难做到;愚子,不让子女多读书做官,这不合人情;武装反抗,代价太高。
比较之下,自汗优点最大,一方面,既可以继续做官;另一方面,又可避除帝王猜忌之祸。因此,因此不少国家重臣,在功成名就之后,聪明一点的都要学习保身之道中的自汗术,要表现出一副“胸无大志”的形象。而至于如何做,那就看各人的手段了,赵昺却以为活下来的,哪个拎出来都能在国际上拿个大奖。而拿不到奖的,那下场就是家破人亡。
汉朝的萧何被刘邦称为汉朝最大的开国功臣,可是这样的人也遭到了刘邦的怀疑,刘邦亲征在外,怕萧何在国内出乱子,萧何只能派自己的家人跟着刘邦亲征,这样刘邦才放心!不光是这样,萧何还侵占别人家土地当自己的良田,刘邦很高兴,因为这样就显得萧何没什么太大的志向了。
隋朝还有一个大臣叫梁睿,因为他威惠兼著,民夷悦服,声望甚高,隋文帝杨坚暗中忌之。他本人精明至极,早料到这一点,于是就辞官谢病在家,不与世人交往,还“大受金贿以自秽”。这时,有人就把他告到中央,杨坚见他如此贪财,能干什么大事?去了心病,高兴还来不及,哪里还去管他受不受贿。
宋时,太祖赵匡胤竟然把自汗化为国策,以“杯酒释兵权”方式,鼓励他的高级军官放下权位,在短暂的人生中,快意声色,使君臣之间无所猜疑。有了皇帝的鼓励,石守信等高级军官们也就大胆地掠夺财富,声色犬马,从此君臣相安无事。
大将狄青表演不过关,被贬之后中央派人几天一查,还不听他的辩解,最后嘴边生了恶疮,然后病逝。下场好一点的就是韩世忠,晚年交出了兵权,手指也只剩下了四个,还不能动,晚年只能牵着毛驴在西湖边闲逛,绝口不谈兵事,也拒绝和原来的老部下相见,戎马一生最后只能孤独终老,万幸的是没有像岳飞一样死在皇帝的屠刀之下。
赵昺想江钲也是如此。江氏可是一门出过三位宰相的家族,其可以说生下来就活在名利场中,即便没有亲身经历,耳濡目染也对其中典故知道不少。况且他还经历了宋末亡国之际的官场倾轧,亲眼看见过诸多的潮起潮落,前时还是殿上臣,转眼就成刀下鬼。
所以赵昺相信江钲不会没有所感,即便他心怀为国尽忠的思想,但是也会设法自保。尤其是在收复江南之后,朝廷形势好转,而他官至枢密副使兼任湖广制置使,封爵国公,也算到了人生的巅峰,加上堂兄江璆此时晋升为参知政事,踏进了相门,江家在朝堂可谓一时无两。
赵昺记的前世人们常用句西方谚语‘欲戴王冠,必受其重’来自勉,但是其中还有一句是‘欲安思命,必避其凶’。说的是同样的道理,在获得高位的同时,也必然会遭到皇帝的猜忌和同僚的嫉妒,要想保全性命和家族的荣耀,就必须有人得急流勇退。
所以赵昺觉得江钲早在收复江南,边境稳定之后就已经有了退隐之心。但他也知在本朝‘扬文抑武’的大环境下,自己手握重兵更易遭到猜忌,他退出朝堂比之堂兄要有利于家族。而出身名门,受儒家学说熏陶,清名比之性命还要重要的思想,估计早就深入骨髓,自然不愿意采用贪污受贿、广置田产这种下三滥的手法。
另外,江钲也要顾及到皇帝的面子,自己干了腌臜事等于变相打陛下的脸,也会让皇帝背上打压功臣的恶名。两厢权衡之下,赵昺估计其就故意采用放松对麾下的管控,表明自己并无割据之心的同时,也在寻找时机和借口退出朝堂。
到了襄阳的时候,江钲对襄阳围而不攻,拖延决战的时间。而又亲临城下探营,结果遭受重创负伤,且他以算定陛下为了战事必然会亲征来此。如此自己就可以借久战无功、身负重伤提出致仕,而皇帝可以再借助攻取襄阳稳固在朝野的地位,也保留了君臣间的体面。
把事情想得通透了,赵昺觉得十分无力,想想这些有功之臣为了保住身家性命,亲手把自己多年拼打而得到的声望抹黑,实为万般无奈,心中又该是何等滋味呢…… 展开全部内容
前生今世两度为人,前世虽没有从政,但是也在职场中混了多年,经历过办公室政治的考验,知道其中的道道。不致命,可也让你身心俱疲。而这一世做了皇帝,他体会过其中的苦处,但他也是极力避免让朝臣们误会,可事情还是发生了。
‘伴君如伴虎’被比喻成朝堂上的凶险,而事实上也真是。皇帝身边的大臣别看位高权重,其实也是一个高危职业,假如碰上一个奇葩皇帝,搞不好比在老虎身边更可怕,真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,提心吊胆不说,随时还都有生命危险,北齐时候的宰相杨愔就是一个典型代表。
众所周知,北齐的高氏皇帝是以奇葩和变态著称的。话说这位倒霉的宰相杨愔是个胖子,尤其是肚子特别大,是个大肚皮,高洋有事没事就拿他这个大肚皮开涮,称为叫做“杨大肚”,平日被皇帝揍一顿都是平常事,堂堂一个宰相,有时还得兼职太监的活儿——给皇帝送手纸。
另外高洋还喜欢开玩笑。有一次,高洋看着杨愔的大肚皮,突然有个想法涌上来,他问杨愔:爱卿啊,你肚子这么大,里面装的是什么啊,要不咱们剖开看看,你觉得怎么样?杨愔差点没被高洋这个奇葩的想法吓晕过去,正不知怎么办时,幸亏有人解围才没被开膛破肚。
还有一次,高洋突发奇想,玩起了送葬游戏。他让人准备了一口棺材,叫杨愔自己躺到棺材里,而他自己则拿起锤,准备等杨愔躺进去后亲自把棺材钉上。可等杨愔躺进了棺材,高洋拿着锤子敲了棺材几下,最终还是停下来了,并没有把棺材钉死,让人把杨愔扶了出来。
其实,高洋多次戏弄杨愔,可能真是开个玩笑而已,可即便是虚惊一场,但是想想杨愔躺在棺材里,听着外面的敲击声,看着皇帝拿刀子在自己肚子上比划,那种感觉,也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于是自汗也就成了各朝各代官员自保的手段。
自汗,也称自秽,恶心一点说,向自己脸上泼粪,臭臭自己的脸,坏坏自己的声望,搞臭自己。理性一点说,就是通过非法手段,占有大量社会钱财或田地,通过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,以败坏自己的声望。目的就是使自己在老百姓心中没有受爱戴的地位,并表明自己胸无大志。
除此外,甚至还想尽一切办法,以避免帝王猜忌之祸,可这些高官有时仍不可能完全躲过帝王的猜忌之祸。但是这也并非谁都能用的。这时有才华的高官们的专利,中下层的官员,如用这种法术,极易身首异处的。重臣有此想法,赵昺也很无奈,因为事情虽非他所愿,却也不是他所能改变的,而是体制问题。
大家都知道皇帝制度的本质就是独裁。而独裁政治,总是不断地弱化着帝王与其官员们之间的信任度,独裁也就决定了独裁者和其下属官员以及亲属之间,只能拥有有限的信任,而充满无限的猜忌。因此帝王和其高级官员包括帝王家庭成员、皇亲国戚之间,大多数的时候,都相处于猜忌和被猜忌之中,彼此也就很难建立起持久的或起码的信任关系。
在帝王与臣子这一对关系体中,帝王一般总是处于主动地位,而臣子多处于被动地位。皇帝想找你的毛病是很容易的,被猜忌的大臣大多是能力突出且居功自傲,有明显的政治队伍,且不和皇帝一心。而大臣有两个生命,一个是他的本人生命,另一个是他的政治生命,一旦受猜忌,政治生命就面临着完结,人身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。
所以,名将权臣,才华卓绝,或手握重兵,或解职后仍有潜在实力的;其次是名臣,才高识远,清正廉洁,深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;再就是皇族,根正苗红.有做君王的血缘资格。成为三者其一,就要做好准备,以应对由于帝王猜忌而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。自汗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应对措施。
避祸手段有多种,为什么高级官员较多使用自汗来躲祸呢?赵昺以为这是因为自汗性价比最高。像隐退,不合人们为官入世心理,只有极少 少数人可做到;请求外地做官,要得到皇帝或其他权臣允许方可出京;舍亲,就是杀掉亲人中的一人或数人,一般人难做到;愚子,不让子女多读书做官,这不合人情;武装反抗,代价太高。
比较之下,自汗优点最大,一方面,既可以继续做官;另一方面,又可避除帝王猜忌之祸。因此,因此不少国家重臣,在功成名就之后,聪明一点的都要学习保身之道中的自汗术,要表现出一副“胸无大志”的形象。而至于如何做,那就看各人的手段了,赵昺却以为活下来的,哪个拎出来都能在国际上拿个大奖。而拿不到奖的,那下场就是家破人亡。
汉朝的萧何被刘邦称为汉朝最大的开国功臣,可是这样的人也遭到了刘邦的怀疑,刘邦亲征在外,怕萧何在国内出乱子,萧何只能派自己的家人跟着刘邦亲征,这样刘邦才放心!不光是这样,萧何还侵占别人家土地当自己的良田,刘邦很高兴,因为这样就显得萧何没什么太大的志向了。
隋朝还有一个大臣叫梁睿,因为他威惠兼著,民夷悦服,声望甚高,隋文帝杨坚暗中忌之。他本人精明至极,早料到这一点,于是就辞官谢病在家,不与世人交往,还“大受金贿以自秽”。这时,有人就把他告到中央,杨坚见他如此贪财,能干什么大事?去了心病,高兴还来不及,哪里还去管他受不受贿。
宋时,太祖赵匡胤竟然把自汗化为国策,以“杯酒释兵权”方式,鼓励他的高级军官放下权位,在短暂的人生中,快意声色,使君臣之间无所猜疑。有了皇帝的鼓励,石守信等高级军官们也就大胆地掠夺财富,声色犬马,从此君臣相安无事。
大将狄青表演不过关,被贬之后中央派人几天一查,还不听他的辩解,最后嘴边生了恶疮,然后病逝。下场好一点的就是韩世忠,晚年交出了兵权,手指也只剩下了四个,还不能动,晚年只能牵着毛驴在西湖边闲逛,绝口不谈兵事,也拒绝和原来的老部下相见,戎马一生最后只能孤独终老,万幸的是没有像岳飞一样死在皇帝的屠刀之下。
赵昺想江钲也是如此。江氏可是一门出过三位宰相的家族,其可以说生下来就活在名利场中,即便没有亲身经历,耳濡目染也对其中典故知道不少。况且他还经历了宋末亡国之际的官场倾轧,亲眼看见过诸多的潮起潮落,前时还是殿上臣,转眼就成刀下鬼。
所以赵昺相信江钲不会没有所感,即便他心怀为国尽忠的思想,但是也会设法自保。尤其是在收复江南之后,朝廷形势好转,而他官至枢密副使兼任湖广制置使,封爵国公,也算到了人生的巅峰,加上堂兄江璆此时晋升为参知政事,踏进了相门,江家在朝堂可谓一时无两。
赵昺记的前世人们常用句西方谚语‘欲戴王冠,必受其重’来自勉,但是其中还有一句是‘欲安思命,必避其凶’。说的是同样的道理,在获得高位的同时,也必然会遭到皇帝的猜忌和同僚的嫉妒,要想保全性命和家族的荣耀,就必须有人得急流勇退。
所以赵昺觉得江钲早在收复江南,边境稳定之后就已经有了退隐之心。但他也知在本朝‘扬文抑武’的大环境下,自己手握重兵更易遭到猜忌,他退出朝堂比之堂兄要有利于家族。而出身名门,受儒家学说熏陶,清名比之性命还要重要的思想,估计早就深入骨髓,自然不愿意采用贪污受贿、广置田产这种下三滥的手法。
另外,江钲也要顾及到皇帝的面子,自己干了腌臜事等于变相打陛下的脸,也会让皇帝背上打压功臣的恶名。两厢权衡之下,赵昺估计其就故意采用放松对麾下的管控,表明自己并无割据之心的同时,也在寻找时机和借口退出朝堂。
到了襄阳的时候,江钲对襄阳围而不攻,拖延决战的时间。而又亲临城下探营,结果遭受重创负伤,且他以算定陛下为了战事必然会亲征来此。如此自己就可以借久战无功、身负重伤提出致仕,而皇帝可以再借助攻取襄阳稳固在朝野的地位,也保留了君臣间的体面。
把事情想得通透了,赵昺觉得十分无力,想想这些有功之臣为了保住身家性命,亲手把自己多年拼打而得到的声望抹黑,实为万般无奈,心中又该是何等滋味呢…… 展开全部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