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实情来看，“大太后、小皇上的错位”和“‘枝强干弱’的错位”早已存在，虽然他们会对戊戌变法产生干扰、阻碍作用，但是，由于变法是时代召唤，大势所趋，所以，这两大“错位”并不能迅速扼杀变法大业。在戊戌变法之前所进行的洋务运动，存活30多年，也取得了不少实效，就是明证。相比而言，“康党错位”才是戊戌变法的“死穴”。

康党等维新派人微言轻根底浅，要想在等级森严的晚清政坛上异军突起，必须千方百计地取悦于当权者。而当时当权者有两人，一个是老谋深算、党羽满朝的慈禧太后，她根本不可能对康党感兴趣，就像荣禄所说的哪样：“康有为立会保国，现放着许多大臣未死，既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。”另一个就是年少无知、缺少“班底”、急于建功立业的光绪帝。光绪是个爱国皇帝，但是，他自幼养在深宫，不了解中外实情，在执政能力、威望、性格方面都有明显缺陷。可以说，光绪与康有为是各取所需，一拍即合。因此，康党的“变也变，不变也变、大变”等激进主张，才被光绪接受。光绪也是投桃报李，破格任用林旭等军机四章京、破格将正三品的按察使袁世凯提拔为正二品的兵部侍郎等。伊藤博文指出：“唯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，其策划未可谓尽得其当。窃料其事难成，果不出数月，其党立败……必俟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，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，然后能创立大英业也。”⑻就是委婉地批评了光绪和康党所存在的“软肋”。

康党缺乏做大事的经验和手腕。变法的操作性很强，风险性很大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稍有不慎则满盘皆输。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“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，久经风浪锻炼，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。如大久保利通、西乡隆盛、伊藤博文等人，都是一批富于谋略，精明强干的政治家、军事家”。相比之下，康党等维新派要稚嫩的多。康有为只是一个七品候补主事，实质上就是一个教书先生；梁启超、谭嗣同、林旭等人是初出茅庐的书生，除了教书、办报，没有多少实际政治经验；维新派身后，也有一些官吏，比如李端棻、徐致靖、张荫桓等，但康有为刚愎自用，很难听进他们的“合理化建议”。慈禧早就告诫光绪：“变法乃素志。……若师日人之更衣冠，易正朔，则是得罪祖宗，断不可行”。⑼但是，康党却顶风逆行，唆使光绪皇帝连出败着：六月，康有为上折，要求皇上下明诏，强制推行禁止缠足；随后，康党又连续提出“弃旧京”“营新都于江南”和“易服、改元”等脱离实际的建议，引起朝野一致反对，无形中破坏了变法的形象，增大变法的阻力。比如，清朝末期，官僚机构臃肿庞大，闲职众多，人浮于事，耗费银两，被民谣形容为：“光禄寺的茶汤，太医院药方，神乐观祈禳，武库司刀枪，营缮司作场，养济院衣粮，教坊司婆娘，都察院宪纲，国子监学堂，翰林院文章。”都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。1898年初，翁同龢等五大臣代光绪帝问康有为“宜如何变法”，康答曰：“宜变法律，官制为先”、 “弱亡中国，皆此物也”⑽。梁启超也在《时务报》上发表《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》一文，指出：“今之言变法者，其荦荦大端，必曰练兵也，开矿也，通商也，斯固然矣。然将率不由学校，能知兵乎？选兵不用医生，任意招募，半属流丐，体之赢壮所不知，识字与否所不计，能用命乎？将俸极薄，兵饷极微，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，死亡无卹其家之典，能洁已效死乎？图学不兴，阨塞不知，能制胜乎？船械不能自造，仰息他人，能如志乎？海军不游弋他国，将卒不习风波，一旦临敌，能有功乎？如是则练兵如不练。矿务学堂不兴，矿师乏绝，重金延聘西人，尚不可信，能尽利乎？械器不备，化分不精，能无弃材乎？道路不通，从矿地运至海口，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，能有利乎？如是则开矿如不开。商务学堂不立，罕明贸易之理，能保富乎？工艺不兴，制造不讲，土货销场，寥寥无几，能争利乎？道路梗塞，运费笨重，能广销乎？厘卡满地，抑勒逗留，朘膏削脂，有如虎狼，能劝商乎？领事不报外国商务，国家不护侨寓商民，能自立乎？如是则通商如不通。其稍进者曰：‘欲求新政，必兴学校。’可谓知本矣，然师学不讲，教习乏人，能育才乎？科举不改，聪明之士，皆务习帖括，以取富贵，趋舍异路，能俯就乎？官制不改，学成而无所用，投闲置散，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，奇才异能，能自安乎？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，然立学诸务，责在有司，今之守令，能奉行尽善乎？”“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：变法之本在育人才，人才之兴在开学校，学校之立在变科举，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”⑾。

七月十三日，康有为上《为厘定官制，分别官差，以高秩优耆旧，以差使任贤能折》，：“今欲自强，非讲兵不可，讲兵非理财不可，理财非兴学校以开民智不可，兵、财、学校皆非改官制、别官差，无由整顿也。”强调改革官制的重要性，并建议分别官差，“以差使任贤能”⑿。同日又上《恭谢天恩，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，请及时发愤，速筹全局折》，请皇上在变法中“自断之，自审之。无为庸人所乱，无为谣言所动，赏罚必行，政事必举。选通才于左右，以备顾问，开制度局于宫中，以筹全局”⒀。

七月十四日，光绪采纳多位朝臣相继提出的建议，发布谕令，裁撤詹事府、通政司、光录寺、鸿胪寺、太仆寺、大理寺六衙门，归并到内阁及礼、兵、刑各部办公。外省裁撤湖北、广东、云南三省巡抚，以总督兼巡抚事。裁东河总督，所办事宜归河南巡抚兼。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，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及佐贰之无地方责者，均着裁汰⒁。“京师冗散卿侍被裁者，不下十余处，连带关系因之失职者将及万人”。令下，朝野震骇，以为此举“大背祖宗制度”，皆赴宁寿宫，请太后保全，收回成命⒂。所裁衙门奉旨后“群焉如鸟兽散”，印信、文卷无人过问，厅事、户牖拆毁无存，犹如经历一场浩劫⒃。城里裁官的“讹言”，“一夕数惊”，守旧诸臣“皆惴惴不自保”，“喧噪不已”，大有民不聊生之戚⒄。那拉氏也亲自出马，斥责光绪：“九列重臣，非有大故，不可弃；今以远间亲，新间旧，徇一人而乱家法，祖宗其谓我何”⒅？

变法弄得鸡飞狗跳，但各省认真落实者非常少。据胡思敬《戊戌履霜录》所载，二十一省改革情况如下：直隶于天津设立农工商分局、水利局及屯田局；江苏省开办法律院，裁并十三局所；湖南设立保卫局；广东于广州设立洋务课吏局。有的省裁减一批武官，有的省裁撤了为数有限的同知、通判、州同、州判、经历、照磨、主簿、县丞、巡检、训导等。有的省份，则基本没有变动⒆。

就实情而言，康有为送达光绪皇帝面前的奏折并不多，光绪帝分布布的推新举措，与康有为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，但是，由于外界并不了解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真实关系，康党又利用把折的舆论工具大肆鼓噪，使大家形成了“光绪皇帝对康有为言听计从”的错觉，以致于人们将自己对变法的怨气对准了康有为，无形中却抬高了康党的社会地位，为他们进一步作秀奠定基础。

对于康党炮制、宣传的激进主张，一些外国人士不以为然，他们甚至指出：“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，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扼杀了进步。”⒇

康有为学风不正，学识不高，不足以成为变法旗手。康有为虽然考中了进士，但他的国学功底并不扎实，著书立说牵强附会，讨论学问强词夺理，梁启超批评他在著述中“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”，“犯科学家之大忌”。其变法理论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新学伪经考》出笼后，不仅保守派强烈反对，康党的同盟军翁同龢、孙家鼐、张之洞、陈宝箴等也大惊失色，认为康有为“居心叵测”；著名的维新人士黄遵宪、章太炎、唐才常等，都对康有为的观点明确表示“不敢苟同”。著名教育家吴汝纶认为：“中国旧学深邃，康梁师徒所得中学甚浅，岂能胜删定纂修之任？斯亦太不自量矣。”（21）朱维铮教授指出：“作为学者的康有为，虽然著作等身，但究竟有多少真学问，尤其令人怀疑。以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而论，倘若单看学术内容，则从材料到见解，鲜有不蹈袭前人的。此点连梁启超也难为师讳。除二书创意是否来自廖平尚有争议外，章炳麟还曾说“新学伪经”的思想乃窃自戴望遗说。1930年钱穆发表《刘向、歆父子年谱》，从逻辑与历史相悖的角度，批评《新学伪经考》立论不可通者二十八点。这都不能以政见或学派不同予以抹熬。”（22）康有为精心炮制的“变法理论”成为众矢之的，严重损害了维新派的形象，瓦解了变法的社会基础。对此，著名学者唐德刚在《晚清七十年》中批评说：“康有为不自量力，引学术入政治，也就从‘迂儒’逐渐蜕变成‘学阀官僚’，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、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。以他这个小官，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，那就是螳臂当车了。……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。”（23）

康有为的野心，则是变法夭折的致命一击。据统计，晚清时期，中国男性受教育者只有百分之二十，远远低于日本；明治维新时，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所写的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，一年销售30万册，而同一时期，中国正在开展洋务运动，江南制造局编译的所有介绍西方的书籍、小册子，30年间只卖掉1.3万册。可见，在中国进行启蒙教育、宣传是多么必要。欲望是魔鬼。据《近代名人轶事录》记载，一次，梁鼎芬与章太炎谈论维新人物，梁鼎芬问：“康有为霸气纵横，不失为一佳士，惟深沉不可测，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，君识其人，亦谓可信否？”章太炎大笑，回答道：“君误矣，皇帝人人可做，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，尚不足为异；最荒谬者，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！”由此可知，康有为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——路人皆知。正因为康党野心太大，所以才上演了一出法华寺深夜策反袁世凯的闹剧，并最终葬送了戊戌变法。

戊戌事变发生后，慈禧太后甚至主动发出继续改革的信号：

前因中外积弊过深，不得不因时制宜，力加整顿。而小之徒，窃变法之说，为煽乱之谋。业经严拿惩治，以遏横流。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，无论新旧，均须次第推行，不得因噎废食。……嗣后内外臣工，务当清白乃心，一化新旧之见。凡有建白，但期有裨时局，不得妄意揣摩，挟私攻讦。（24）

对于这道谕旨，有的专家做了精彩解读：

第一册变法是必要的，但一些“宵小之徒”借变法改革之机，煽动动乱，对这样一股“逆流”必须坚决遏制；

第二册变革仍须推进，不得因噎废食；

第三册变革一方面必须有序进行，不能操之过急。另一方面必须在新旧之见中找到支撑点，不能偏执于某一主张；

第四册群臣建白，必须具有建设性，而不能乘机挟私攻讦、打击报复。

八月二十九日，清廷再次颁发谕旨，指出：“国家振兴庶务，凡有益于国有便于民者，均应随时兴办，以植自强之基前因商务为当今要图，特谕刘坤一、张之洞就沿江沿海一带先行试办。……务期中外流通，确有成效，不得徒师空言，致负朝廷力图振兴至意。”由此推想，如果采取“统一战线”策略，戊戌年将慈禧太后变成维新的同盟军，不是不可能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康有为等人的干扰、破坏，以孙家鼐、张之洞等开明政治家来施行维新，戊戌变法绝不会百日而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