戊戌变法夭折后，京师大学堂为何幸存？后人提出了多种解释，有的说“萌芽早，得不废”；有的认为“新的人才，旧办法是培养不出来的，只有改用新办法。慈禧太后之所以保留京师大学堂……可谓‘老谋深算’了”。

我认为，这些解释都站不住脚。

事实上，慈禧太后复辟后，刚毅、徐桐等守旧大臣坚决要求把京师大学堂扼杀在摇篮里。丁韪良在《北京围城》一书中回忆说，闻讯之后，他就去拜见太后宠臣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，提出：查禁大学堂，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。夏孙桐在《书孙文正公事》一文中披露，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有“赖荣文忠(荣禄)调护”。2003年7月，北大史专家肖东华等在《风骨——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》中断言：“戊戌政变发生，旧党保持朝政，新政多被废除。独京师大学堂赖孙家鼐之力得以保全。”

这些论据零零散散，但一斑可窥全豹。经过研究，我推测，京师大学堂侥幸存活，极有可能是孙家鼐面授机宜，请西学总教习丁韪良出面游说荣禄“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，势难中止”，“所以不能径废”；荣禄进而说服慈禧手下留情，以免引发国际纠纷。理由如下：

丁韪良是孙家鼐亲自聘任的西学总教习，也是其直接下级。1898年8月9日，孙家鼐在《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》中奏报：“丁韪良在中国日久，亟望中国振兴，情愿照从前同文馆每月五百金之数，充大学堂西总教习。”并当面请求皇上赏给丁韪良二品顶戴。光绪帝当即批准。

丁韪良受聘后，其教学水平受到意大利、德国等驻华使节的质疑。9月23日，意大利驻华公使专门给总署发来一个措辞严厉的《照会》：“此人前次误派同文馆，因其无能，则同文馆创设多年，至今并无成效之势。兹又闻此人管理新设大学堂……北京洋人无不甚诧，因何中国专派斯人管理大学堂。其人虽庄严恭敬，而实无一能，何能管理大皇帝专心关系之事？”接到总署转来的《照会》时，戊戌事变一经发生，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。在个人吉凶未卜的情况下，孙家鼐义正辞严地答复：“查本大臣办理大学堂，皆遵照贵衙门原奏章程，期于中外交涉语言文字相通而已，非必各国皆有教习也。且中外交涉者，共十余国。若各国皆荐教习，贵衙门何以应之？”这一答复，既捍卫了中国主权，也维护了丁韪良的尊严。

“戊戌事变”发生前夕，孙家鼐与丁韪良仍有往来。9月11日，伊藤博文抵达天津。14日，伊藤博文应光绪之邀入京。16日，孙家鼐和顺天府尹胡熵棻宴请伊藤博文，有两人作陪，一个是李鸿章，另一个就是丁韪良。

由此可见，无论是从公从私，孙家鼐对丁韪良都有很大的影响力。丁韪良要完成说服朝廷、保护京师大学堂的“壮举”，必须得到与其关系融洽、与大学堂关系密切、又熟知内情的朝廷重臣的指点。当时，唯有孙家鼐具备这些条件。联系到丁韪良在接受英文记者采访时，多次自称是京师大学堂校长等揽功情节，他在英文回忆录《北京围城》中，只谈自己、不谈孙家鼐的挽救京师大学堂之功，就不难理解了。

孙家鼐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、开明而稳健的政治家。由于庚子事变中，京师大学堂和孙家鼐府第屡遭兵匪洗劫，史料**然无存；又由于多年来将孙家鼐视为“帝党中的右派”，评价较低，研究较少，所以，孙家鼐保全京师大学堂之功尚未发现直接史料。但是，假若上述分析站不住脚，我们不妨反躬自问：京师大学堂尚未开学，没有顶头上司的授意，丁韪良作为一个外国“打工仔”会主动出击吗？如果京师大学堂存亡与己无关，那么，事变以后，京师大学堂多次受到守旧派的诋毁，为什么每次都是孙家鼐针锋相对，据理以争，才化险为夷？1899年7月，在慈禧太后废立阴谋即将出笼的关键时刻，朝廷重臣“嘿无一言”，唯独孙家鼐冒着生命危险坚决说不，并辞职抗争，显示出高尚的节操。可以说，随着对孙家鼐研究的深入和新史料的发现，孙家鼐保全京师大学堂之功定会大白于天下。（原载于2008年8月29日的《中国教育报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