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康党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，过去都是持肯定态度，甚至将戊戌变法概括成“康梁变法”，把康有为当作戊戌变法领袖或精神领袖来美化、歌颂，而对于其负面作用，一直不敢触及，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。现在，当我们破除思想禁锢，回到历史现场重估戊戌变法之时，却发现，早在多年之前，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们已经对康有为的错误给予了严肃批评。

沈曾植是支持变法的朝廷命官，曾参与创建强学会，时任刑部郎中，与弟弟沈曾桐同为骨干，经大家推举，沈曾植、陈炽担任了正董， 沈曾桐(1853―1921)、侍读学士文廷式(1856―1904)为副董。沈曾植与康有为交往颇多。康有为谈艺论学，对沈曾植的学识也是极为钦服。戊戌变法期间，“皇帝将重用康有为，（沈曾植）先生赠《唐顺宗实录》，请康一阅，忧康改革过激生变。康读毕默然。”（25）1898年6月4日，沈曾植在与文廷式的通信中，再次对康有为的激进行为将危害变法大业深表担忧，“论时局，谓世事非变法不可为，而深忧变法之机将被康有为卤莽灭裂，中生变阻。廷式既览，以为数月以来情形，此函颇得其实。”（26）

张元济（1867—1959），号菊生，浙江海盐人。出生于名门望族，书香世家。1892年参加科举考试，中进士，入翰林院任庶吉士，戊戌年，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。曾积极参与维新运动。1898年11月7日，戊戌变法夭折不久，张元济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指出：“时诏各省广设学堂，考试并废八股。余劝长素（即康有为）乘此机会出京回籍，韬晦一时，免撄众忌，到粤专办学堂，搜罗才智，讲求种种学术，俟风气大开，新进盈廷，人才蔚起，再图出山，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。而长素不我从也。陈奏不已，益急进，遂有八月六日之变。”（27）

黄遵宪（1848年4月27日－1905年3月28日，字公度，别号人境庐主人，生于广东嘉应州。晚清诗人，外交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1877年随何如璋东渡出使日本，后又前往美国、英国、新加坡等地任外交官。驻外期间，他留心观察驻在国的事物，认为中国要革新自强，必须效法日本维新变法，因此，他潜心研究，于1887年完成《日本国志》，全书共四十卷，五十余万字，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，并批判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，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，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。日本友人称“是新一代最有风度、最有教养之外交家”。 1895年，他出任湖南按察使，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宣传维新变法。1896年，他邀请梁启超到上海创办《时务报》，鼓吹变法，11月，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接见，1897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等职，积极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。1898年9月，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，因病未能到任。张元济回忆说，戊戌期间，“光绪喜欢看新书。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。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。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《日本国志》。光绪指明要这部书看。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。”（28）戊戌变法夭折后，黄遵宪被清政府列为“从严惩办”的维新乱党，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，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。在分析戊戌变法夭折的原因时，他曾痛惜地说：“几百年积下的毛病，尤其要慢慢来治。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‘求快’两个字的失败。”“如有一般有学问、有办法、有经验、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，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。”（29）

王修植(1858-1903)，字菀生，号俨盦，定海皋泄人。王修植是晚清著名学者俞樾的高徒。光绪十六年(1890)进士，曾任翰林院编修，直隶道员，为直隶总督所器重，委办水师学堂。后任北洋大学堂总办兼定武军营务处帮办，曾请提关款设北洋西学官书局。著有《行军工程测绘》等书。二十四年，康有为推行新政，直隶总督令修植捕康，以搜查无踪复命。二十六年继母病死后还乡。于二十八年协办定海厅立中学堂和申义蒙学堂。修植精科技知识，著有《行军工程测绘》等书。

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，他与严复等在天津创立《国闻报》，严复担任主笔，他请别人出面当老板，自己并不去报馆上班，报纸重大的编务事宜都在王修植家中悄悄商定。《国闻报》“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”，主张“通上下之情，通中外之故”，传播新思想。每日出两张八开版，着重刊登国内外的时事与社论，并在新闻报道中加一些按语和评论。这家报馆收集外国各种报纸多达百余种，延聘通晓各国文字的士人就有十多人。还派精通业务的记者长期住在外国采访，并及时发回消息听候刊载。《国闻报》不仅是近代天津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，也是维新派在华北地区出版的颇有影响的第一家报纸。当年，南有上海的《时务报》，北有天津的《国闻报》，在宣传维新思想方面，遥相呼应，广受关注。戊戌变法期间，《国闻报》报道新政颁行与实施的情况尤为及时而翔实，并大胆揭露守旧派破坏变法的卑鄙行径。由于王修植低调做人，扎实做事，戊戌事变后，他并未受到什么牵连。

1899年，日本记者内藤湖南到中国各地旅行采访，在天津时，他采访过王修植与严复。王修植“年齿四十一，容貌温籍，虽不通欧文，犹在现职，盖为才物也。”事后，他将在日本报纸上连载的报道整理成《燕山楚水》（别名《禹域鸿爪记》)一书出版。《燕山楚水》中，详细记载了王修植对戊戌变法夭折原因的反思：

内藤说：“变法亦不应轻谈，鄙邦三十年来，以变法而立富强之本。然今日观之，措置失当者，亦不复少，是贵邦志士，宜所鉴戒。但鄙邦人勇于进，拙于守，贵邦人反之。进者退之，退者进之，予意贵邦人今日之事，未遑言守成之事耳。”王修植回答：“尊见甚高，去年诸君子，亦正坐知进不知退之病。”

可以说，沈曾植、张元济、黄遵宪、王修植等当事人或知情人对“康党错位”引发“戊戌事变”、导致戊戌变法夭折的批评真是一针见血，一语中的。这些历史事实，正是我们回到戊戌变法现场的“路标”，研究戊戌变法时岂能视而不见、装聋作哑呢？

注释：

⑴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戊戌变法》第一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版，第464页

⑵张鸣：《再说戊戌变法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版，第16页

⑶郑焱：《湖湘文化背景对湖南维新运动兴衰的制约》，《湖南师范大学学报》（社科版），1989年，第二期

⑷梁启超：《戊戌政变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54年版

⑸康有为：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。转引自（名人名传丛书）梁启超：《康有为传》，团结出版社，2004年版，第143页

⑹梁启超：《戊戌政变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54年版

⑺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：中岛雄：《随使述作存稿》，第九册，第85页。转引自孔祥吉、村田雄二郎：《一个日本书记官记述的康有为与戊戌维新》

⑻汤志钧：《乘桴新政·附录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00年版，第23页

⑼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戊戌变法》第一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第464页

⑽康有为：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，转引自（名人名传丛书）梁启超：《康有为传》，团结出版社，2004年版，第133页

⑾梁启超：《变法通议》，载《合集》文集之一，第10页

⑿孔祥吉：《救亡图存的蓝图——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》，（台北）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，1998年版，第227页

⒀孔祥吉：《救亡图存的蓝图——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》，（台北）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，1998年版，第227页，第223页

⒁朱寿朋编：《光绪朝东华录》第四册，中华书局，1958年版，总第4170页

⒂黄鸿寿：《清史纪事本末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戊戌变法》第四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版，第260页

⒃陈夔龙：《梦焦亭杂记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戊戌变法》第一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版，第485页

⒄陈夔龙：《梦蕉亭杂记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戊戌变法》第一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版，第485页

⒅胡思敬：《戊戌履霜录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戊戌变法》第一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版，第376页

⒆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戊戌变法》第一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版，第400-406页

⒇（美）马士：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，中译本，上海书店，2006年版，第三卷，第161页

（21）吴汝纶：《吴挚甫尺牍》，第2卷上册。国学扶轮社，宣统二年版，第13页

（22）朱维铮：重评《新学伪经考》，《复旦学报：社科版》1992年，第二期

（23）唐德刚：《晚清七十年》，岳麓书社，1999年1月版，第261-262页

（24） 朱寿朋编：《光绪朝东华录》，第四册，中华书局，1958年版，第4224页

（25）王蘧常编：《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6年版

（26）汪叔子编：《文廷式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版，第1504页

（27）张元济著：《书札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1年版，第46页

（28）张元济：《戊戌政变的回忆》，《新建设》（创刊号），1949年9月8日

（29）转引自傅国涌：《康有为的作用有那么大吗？》，《人物》杂志，2008年，第六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