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一名朝廷重臣和改革家，孙家鼐却不像晚年的李鸿章那样投机取巧，甘当奴才，像哈巴狗似的刻意看“主子”眼色行事，以粉饰太平、明哲保身为已任；也不像翁同龢那样，得意忘形，“喜怒见行于词色，渐露揽权狂悖情况”；更不像王文韶那样，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八面玲珑，做一个圆滑的“玻璃球”。他所信奉的政治哲学是“臣观今之中国，虽云削弱，而地大物博，确然可以振兴。惟是为政之道，不在徒托空言，而在力行实政。果能刑政修明，外侮亦将心慑。”

戊戌变法进行了两个月，光绪帝突然发现，自己的上谕“出不了中南海”，即使发布出去，也是废纸一张，各地总督、巡抚等并不认真落实。光绪帝异常震怒，1898年8月26日，他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、两广总督谭钟麟：“倘再籍词宕延，必定予以严惩。”⒄次日，又严厉要求各地督抚凡交查各件，皆须迅速具奏。政令不行，让身在局中的梁启超感慨万千：“自四月以来，明诏累下，举行新政，责成督抚，而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，寡有能奉行诏书者。”⒅

相比之下，倒是师傅孙家鼐不顾年高体衰、百事缠身，积极践行维新举措。在认真履行管学大臣职责的同时，他还积极投身于振兴民族工商业的实践中。6月20日和7月12日，光绪皇帝分别颁布“发展农工商”和“奖励发明”新举措，要“提挈工商”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。不久，孙家鼐就与安阳巨绅马吉森等集资150万银元，创建了安阳广益纱厂。1903年开机生产，时有纱锭2.5万枚，工人2000余人，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创业最早、规模最大的厂家之一。

1898年，在孙家鼐的支持、参与下，其侄孙孙多鑫、孙多森领衔在上海创办国内第一家机制面粉厂“阜丰面粉公司”，股金为30万两白银。1900年建成投产，后来，规模不断扩大，生产能力曾位居远东第一，其经济实力比荣氏家族的面粉企业还要大。

在其他领域，孙家鼐及其家族也是不断开拓，贡献巨大。史料记载，孙家鼐及其家族投资的著名企业有中阜银行、唐山启新洋灰公司、京师自来水公司、井陉矿务局、滦州矿务公司、山东烟台通益精盐公司、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等，孙家鼐堪称民族工商业的先行者之一。

孙家鼐为政清廉，开拓进取，求真务实，绵里藏针，受到了同代人的高度评价。1909年11月29日，孙家鼐死在任上，可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皇帝赐其“文正”谥号。自宋代以后，“文正”便是朝廷对大臣死后的最高谥号（荣誉称号）。宋代，司马光、范仲淹等3人获得“文正”谥号；明代，获得“文正”谥号者仅2人。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，只有曾国藩、李鸿藻等8人获赠谥号“文正”。孙家鼐是清朝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享有“文正”殊荣的人。

当然，作为封建末期的大官僚，孙家鼐身上也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。比如，他的忠君思想比较浓重，一言一行，都是为了维护满清的统治。他做事比较圆滑，在处理杨翠喜案件时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不能秉公执法，等等。但瑕不掩瑜，孙家鼐的历史性贡献是十分宝贵的，他在戊戌变法时期所表现出的改革家的优秀品质，对于后人仍有很大的启迪、借鉴价值。（该文发表于湖北《江汉大学学报》人文科学版，2009年2月，第一期）

注释：

⑴李春光：《清代各类人物的遗闻轶事》，第一册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1页

⑵郑观应：《上孙燮臣师相论出洋肄业生书》，夏东元编：《郑观应集》（下册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版，第190页

⑶（英）李提摩太：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238—239页

⑷孙家鼐：《请饬刷印〈校邠庐抗议〉颁行疏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戊戌变法》第二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版，第430页

⑸刘声木：《苌楚斋随笔·〈校邠庐抗议〉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戊戌变法》第四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版，第240页

⑹高拜石：《新编古春风楼琐记》，作家出版社，2003年版

⑺转引自刘高：《北京戊戌变法史》，燕山出版社，2001年版，第100页

⑻刘体智：《异辞录》卷三，上海书店，1984年版

⑼孙家鼐：《请饬刷印〈校邠庐抗议〉颁行疏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戊戌变法》第二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版，第430页

⑽梁启超：《知耻会序》，《时务报》，第40册

⑾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：《北京大学史料》，第一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版，第288页

⑿汤一介编：《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898年版，第18页

⒀《北京大学堂述闻》，《国闻报》，1898年12月6日

⒁汤一介编：《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25页

⒂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戊戌变法》第二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版，第436页

⒃转录自张静庐辑注：《中国出版史料》补编，中华书局，1957年版

⒄朱寿朋：《光绪朝东华录》第四册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版，第4164页

⒅梁启超：《戊戌政变记》，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之一》，1954年版，第40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