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是最好的法官。纸里包不住火，雪里埋不住尸，谎言总有被揭穿的时刻。1970年代起，台湾学者黄彰建率先指出《戊戌奏稿》是康有为事后改纂的“伪作”；1980年代初，大陆学者孔祥吉撰文指出：“整个看来，《奏稿》所辑康有为戊戌变法时之奏折二十篇，进呈编书序五篇，除去在政变之前已在《南海先生七上书记》和《湘报》第一○四号公开发表过的《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》、《进呈俄大彼得变法考序》两篇外，其余各篇，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动，不少篇章均系后来补缀，文句与原折几无共同之处。以上列举各篇章均是康在变法时呈递光绪的重要奏疏，大都辑入了《杰士上书汇录》，成为光绪裁决新政的蓝图。但是，《奏稿》却对此作了原则性的改易，有的几乎改得面目全非。”（22）“史料工作本来就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程，没有丰富而经过甄别的史料，就不可能建筑起宏伟的科学殿堂。”（23）近年来，随着康有为《戊戌条陈原件》和编纂上呈光绪书籍真本的陆续发现，更使《戊戌奏稿》的研究价值锐减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也就是说，“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”的立论基础已轰然崩塌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康有为的历史真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！

邝兆江指出：康有为《戊戌奏折》“只有3折被采用，6折部分被采用，其余皆落空”（24）。

康有为“同样强烈地认为自己提出的变法建议，基本上是被否决了。康有为自编《年谱》里一一叙述说：‘所云誓群臣定国是一条，以为诏书两下，国是已定，此条无庸议。所谓请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，乃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，轮日召见，备顾问，于是制度局一条了矣。我所请令臣民咸得上书一条，改为职官递本衙门，士民递都察院。我所请开法律局，定为每部派司员，改定律例。夫司员无权无才，无从定之，又非采集万国宪法，与我本意大相反矣。学校局一条，则以大学堂及各省中小学堂，已经奉旨另办了之。农工商局则以屡奉谕旨饬办了之，所谓起民兵以练陆军，购铁舰以成海军，则以裁兵并饷等旨了之。所请民政局，则拟旨令督抚责成州县妙选人才了之。唯令开一铁路矿务局，请即在总理衙门派人办理。于是所议我折似无一语驳者，似无一条不行者，上亦无以难之，虽奉旨允行，而此折又皆成为虚文矣。大官了事，所谓才者如此。’”（25）刘大年认为：“载湉下诏定国是以后的一百零几天里，上谕如雪片纷飞。改良派一再上折，但没有被采纳，相反由洋务派提出来，虽与改良派的主张抵触的建议，却大量地见诸于诏书。其中有变法纲领的问题，也有经济政策、文化教育方针的问题。”（26）

即使是被皇上采纳的建议，知识产权也未必就归康有为一人的。袁伟时认为，“公车上书的各项主张在同时期好些大臣（如刘坤一、袁世凯、盛宣怀等）的奏章中也已提出来了”（27）。戊戌变法期间，皇上施行的新政，如修筑铁路、举办邮政、裁军练兵、废除漕运、开办学堂等等，有见于康有为奏折中的，但更多的内容是别人早就提过的。如1895年，胡燏棻《条陈变法自强疏》里，把筹饷、练兵、筑铁路、开民厂制造机器、废止漕运、创办邮政、设立学堂等，都列举出来了，论述详细。其中筹饷、练兵、筑铁路等，在变法中还分别得以施行。张登德在《寻找近代富国之道的思想先驱——张炽研究》一书中，以充分证据证明康有为1898年8月2日所上的《条陈商务折》，多处抄录陈炽的《续富国论·商书》

1897年12月31日，杨深秀在出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第二天，就向光绪帝上奏《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》，明确提出“时势危迫，不革旧无以图新，不变革无以图存”的变法主张。这份奏折洋洋洒洒数千言，辞情恳切，慷慨激昂，在朝廷中引起了不小震动。据军机处档案记载：“本日御史杨深秀奏，时势艰危，谨贡刍议折，奏旨存。谨将杨深秀折恭呈慈览。”此奏折是在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，光绪帝听到的最早的变法呼声，比康有为的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》还要早两个多月。

1898年8月29日，康有为上《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折》。在《自编年谱》中，他写道：“于折未极陈时变之急，分割之苦，新政变而不变，行而末行之无益，制度局不开，零星散杂之无稗，末复举波兰事，反复言之，折凡数千言，于是上（光绪）大感动，从此大发雷霆”，不再瞻前顾后。当天，康有为又上了一道《为厘定官制请分别官差以行新政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折》后，光绪帝终于下定决心，大裁冗员。经考证，康有为此说水分较大。因厘定官制折中，主要强调的是官差并用之制，而没有提出裁汰冗宫冗员的主张。而在康有为之前，上折前6天，署大理寺正卿岑春煊（1861年—1933年，字云阶，广西玉林人）就上了《敬陈管见伏冀采择折》，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，“务使人历一官，皆有职守之事，不至虚设一位，徒糜厚禄”。此疏深为光绪帝赏识，岑因此而擢升广东布政使。8月29日，光绪帝主要是根据他的建议，颁布大裁冗员的上谕。

刘高在《北京戊戌变法史》指出，康有为将施行裁汰冗宫冗员等举措都记在自己的账上，很有些揽功之嫌。

清朝官员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，每一品又分正负，共18级。七品主事，只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。据史料披露，当时官员有两万七千余名，文官约两万名（28），京官数以千计，京官中的四品以上官员也是数以百计。在等级森严、红顶如云的晚清官场，属于候补的“康七品”算个啥？人微必言轻啊。可以说，戊戌变法时期，康有为职位之微，权责之薄，口碑之差，就连大弟子梁启超也认为他“可笑之至”（29）。对此，康有为也还有一点自知之明。9月17日，光绪帝发布令康有为出京的明诏，康有为在《自编年谱》中写道：“初二日明诏促我出京，于是国人骇悚，知祸作矣。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，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。至逗留促行一事，非将帅统分逼挠，无明降谕旨之理。况吾为微官，报亦小事，何值得明发上谕？”（30）康有为自己都感到好笑：我是如此一个微官，外派上海，还值得大惊小怪地发一道明喻？其实，他并不知道，光绪发明喻，并非他认为康有为这个微官多么重要，而是想通过发明喻的方式，向太后等人宣布，自己与康有为只有一面之交，康有为已经被我赶走了。

当然，我不同意“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”说，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中的独特贡献，特别是他在戊戌变法前期建学堂、办报纸、编书籍、开学会、上奏折等，在宣传方面具有“开山之功”。正如9月23日，张元济致信汪康年所评价的那样，“康于初五日出京，初六日奉命拿问……康固非平正之人，然风气之开，不可谓非彼力。”（31）

李鸿章则从反面做了诠释。9月24日，他出面宴请伊藤博文，酒过三巡，宾主很自然地聊起康梁。李鸿章为康梁辩解说：“论其罪状，无非煽惑人心，致于众怒。”梁启超后来在《南海康先生传》中论定：“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？吾以为谓之政治家，不如谓之教育家；谓之实行者，不如谓之理想者。”他还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进一步指出：“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，往往不惜抹杀证据，或曲解证据……有为之为人也，万事纯任主观，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，其对于客观的事实，或竟蔑视，或必欲强之以说我。”

可以坦率地说，无论是资历、地位、官职，还是能力、人品、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，康有为都不具备戊戌变法领袖的条件。

这里，有必要澄清一下：

如果说康有为是康党领袖，尚能说得通，但康党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，统共才有多少人啊？康党在变法中的实际作用才多大？康党领袖并不能等同于戊戌变法领袖啊；

如果说康有为是维新派领袖，我认为，仍不合格。“洋务派和维新派相互间也常常是划不清界限的。翁同龢和徐致靖政治上都不是真正的维新派。”（32）假如说真的存在过一个“维新派”集团或群体，那么，恰恰是康有为破坏了维新派的内部团结，瓦解了维新变法的统一战线。别的不说，单看他抛出了康记维新理论《新学伪经考》和《孔子改制考》之后，支持他变法的开明官员翁同龢、孙家鼐、张之洞、陈宝箴、张荫桓等，有的对其错误理论提出严厉批评，有的对他躲避三舍：翁同龢读完《新学伪经考》，评价其“真说经家一野狐也，惊诧不已”。（33）湖南巡抚陈宝箴也由“奏荐我而攻《改制考》（康有为语）。”“颇言变法”的管学大臣孙家鼐“于（五月）二十九日上摺劾《孔子改制考》，并谓康某才气可用，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，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。”（34）并向光绪帝明确建言：“臣以为康有为书中，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字样，宜明降谕旨，亟令删除。”曾支持康有为开强学会、办《时务报》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则“不信孔子改制，频劝勿言此学”，并撰写《劝学篇》一书，对康有为的歪理邪说予以批驳。甚至连黄遵宪、唐才常等人都不买康有为的账，孙宝暄、郑孝胥则对康有为的“大言”、“病狂”表示不满……事实证明，康有为的以《孔子改制考》为代表的“变法理论”，其“思想的负面影响似远超过正面影响”（35）。后来，康有为又企图排挤汪康年，让梁启超夺取《时务报》领导权，进一步破坏了维新变法的统一战线，以至于缪荃孙（1844—1919，字筱山，晚号艺风老人，江苏江阴人。中国近代教育家。曾任翰林院、国史馆编修等职）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指出：“康、梁如此行为，是乱天下人，岂是治天下人？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，此妖孽也！”（36）由此可知，康有为当年作为“维新派领袖”是多么的“领导有方”啊！正如著名学者江中孝在《关于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维新的指导思想问题》中所认定的那样，“康有为不是传统儒学的学术权威，他的学术地位、声望、修养都不能胜任学界领袖的重任，他的学说难以赢得士林的认可”。如果说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导集体中的一员，因此，也可以称其为“戊戌变法领袖”，仍然说不通。首先，没有史料证明，“戊戌变法领导集体”存在过（假如懋勤殿开办了，似乎可以这么认为）；其次，即使真有所谓的“戊戌变法领导集体”，康有为仅有建议权，而无参与决策的权力，也不能成为“戊戌变法领导集体”中的核心，因而不能成为“戊戌变法领袖”之一，更不能进而推定他是“戊戌变法领袖”。

其实，对于康有为及其康党的所作所为，时人早已做过客观鉴定。真是好好奇怪，这些知情人、当事人、见证人的意见白纸黑字，收集便利，那些执意捍卫康有为“戊戌变法领袖”说的“专家学者”怎么能充耳不闻、视而不见呢？

旁观者清。驻京外交人员如窦纳乐、戈颁等都认为康梁鼓噪的“改革”（如变易服色、剪发等）是鲁莽冒进，不切合实际。仆兰德和班克豪斯认为“很难宽宥康有为的个人动机，以及夺权的欲望”。英国领事班德瑞在给总领事的《备忘录》中明确指出：“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，很不适合作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。很显然，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，同时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，他的提议改变中国服装至少是不合理的。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，他这建议不是被忽略，便是惹起反抗。”（37）

辜鸿铭认为，康有为和他的信徒是“极端派”，“自私自利而具野心，但又缺乏经验、判断力和方向”。

光绪十六年进士、翰林院编修蔡元培，曾经是康党积极争取的人物，但他却当面拒绝了他们的邀请，并与康党划清界限。多年以后，蔡元培对学生罗家伦交底说：“我认为中国这样大，积弊这样深，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，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諭，来从事改革，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，是不可能的。我并且觉得，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。听说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，不写西太后，而称‘老**妇’，这种态度，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，还是回家乡去办学堂吧。”（39）

领衔联合蔡元培、黄炎培等1231名维新人士、绅商联名发出反对“己亥交储”通电要求收回成命的经元善(1840—1903，原名高泉，字莲珊山，后也作莲山，号居易子、居易居士，晚年号剡溪聋叟，笔名沪滨呆子、汨罗江后学，浙江上虞人）坦言：“惟采诸舆论，清浊两途，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（指康）之处，静观默察，方知吾公尚少阅历，且于谦、恕、慎三字，未能真切体验躬行，又不免偏重好名。”（40）

王照曾是康有为的“铁杆”，但戊戌年七月中旬以后，康有为加快了“变法”步伐，鼓动光绪皇帝改官制，开懋勤殿，抚袁世凯，激化了新旧两派矛盾，受到王照的批评。王照认为，康有为“抚袁”之举是导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，他说：“迨至召袁世凯之诏下，霹雳一声，明是掩耳盗铃，败局已定矣。”（41）

张元济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，康有为“陈奏不已，益急进，遂有八月六日之变。”（42）

原来如此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