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美女谁不爱照镜子？但照镜子的方法不佳，也会影响“玉照”效果，甚至将风情万种的西施，照成了怪模怪样的“东施”。

美女照镜子，必须把握好适当的距离。太近，看不清全貌；太远，则看不清细节。如果照的是一面哈哈镜，反射出的影像只能是扭曲、变形的，美眉也会变丑女。

中国古人似乎很智慧，很多深刻的道理，不是直言相告，而是通过比喻来深入浅出。

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，早已成为中国明君贤臣的榜样。据说，公元643年，爱提意见的“老对头”魏征因病而死。唐太宗失去良相，伤心不已。于是，他亲自前往魏征家中吊唁，失声痛哭之际，随口说出了一句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尝宝此三镜，用防己过。今魏征殂逝，遂亡一镜矣！”没想到，却成为千古名言，至今还被人们反复引用、不断解读。

中华文明，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。有何凭证？哪些车载斗量、多如牛毛的历史记载，就像一根根有形、无形的链条，一节接一节地，从远古到现在，从蛮荒到今朝。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，直到永远……

走进中华文明的历史库，就仿佛走进了以色列国王的宝库，或者是东海龙宫，金银财宝卖弄风情，珍珠玛瑙挤鼻弄眼，焦急地等待着人们去赏识、认领。但我要提醒你的则是，金银财宝里面，混杂着高仿赝品；珍珠玛瑙中间，裹挟着沙石粪土——五四运动以后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“古史辨”学派，高举“疑古”“辨伪”的思想旗帜，通过深入考证、深刻思辨，得出结论：中国“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”。也就是说，中国历史是由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逐渐累积而成的，就像珍珠落入雪地被人们滚进雪团那样，越滚越大，珍珠的真面目反而见不到了。如果说，“珍珠”是历史真相，那么，裹在其外面的“雪团”，就是各式各样、有意无意的谎言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：尽信书则无书。演绎一下，可以理解为“尽信史则无史”。哪些粘满尘埃的“故纸堆”，未必都是历史的化身！

什么是历史？专家指出，历史可做三种解读。第一种，历史就是过去客观存在的事实，可称之为第一历史；第二种，历史是先人文物的遗存和对过去客观存在事实的记载，可称之为第二历史。相对于第一历史，第二历史往往是沧海一粟、冰山一角、九牛一毛；第三种，历史是后人对过去存在的客观事实及其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，可称之为第三历史。很显然，第一历史是判定第二历史、第三历史价值的唯一标准。可是，由于第一历史已经消亡在时间的长河里，第二历史、第三历史只能无穷小地接近第一历史，却无法变成第一历史。你看人物传记影视剧中的特型演员，演得再好，也不可能成为传主啊。而第三历史是通过第二历史这个桥梁“一斑窥豹”地逼近第一历史的，第二历史真实性的大小，直接影响到第三历史逼近第一历史的效果。我们挂在嘴边的“历史”，通常是指第三历史。

那么，如何比较客观地看待第三历史呢？

意大利学者贝內德托·克罗齐指出：“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”、“一切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”。

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爵士认为：“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別之一，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”、“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，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”。

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里德坦言：“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而解释过去。”

邹文贵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撰文写道：“司马迁的历史叙事，除了要‘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’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，就是还原历史，再现历史。”

葛剑雄教授对于“什么是历史”的回答是：“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，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、有选择的记录。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，就是历史学，简称史学。”

有人这样说过，观赏大幅油画，应该掌握好看画的距离。离得太近，你会把它的笔触看得太真切，映现在你眼帘的只会是横涂纵抹、乱七八糟的彩色线条，却看不到画作的全貌，更难以产生审美感受；离得太远，你又看不清画作的细节，映现在你眼帘的只是一片模糊的色块。只有处在恰当的位置上，才能看清油画的真貌，把准画面的主题，进而获得美的熏陶。

我认为，这也是以史为镜、正确研究历史的形象比喻。

远古历史，史料稀少，记载凌乱，神话、传说、假托之言混为一体，真假难以辨别，研究起来往往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；现当代历史，文本众多，头绪繁杂，不便梳理，许多史料因为保密等缘故尚未公诸于世，还有不少的社会利害关系难于逾越，研究起来往往要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，一般难以实话实说……隔代修史，才可能比较公允。像当代人，要研究民国史，就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，而研究清朝历史，各种条件就比较成熟，所得出的结论也会相对理智、客观一些。

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又是戊戌变法120周年。无论是从以史为镜的角度，还是从正确研究历史的角度，认真、深入、客观地研究戊戌变法，理清其来龙去脉，破解其历史谜团，辨析其成败得失，不仅可能，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积极的现实意义。

梁启超在《康有为传》中指出：“戊戌维新，虽时日极短，现效极少，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。”

戊戌变法夭折至今，一百多年来，戊戌变法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，专著、论文汗牛充栋，专家、学者数不胜数。可以说，成绩斐然。

遗憾的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特别是“戏说”“自说”“纸说”甚嚣尘上，大行其道，脱离历史现场搞研究，使戊戌变法研究存在着一些误区、盲区，亟待纠正。近十几年，我以“回到历史现场”为指针，以“启迪当下读者”为目标，对戊戌变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透视，改变观念，别有洞天。有些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，有些问题发现了新的研究路标，有些人物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新的评价，并突出重点，对被人遗忘、误解的中国改革家楷模孙家鼐做了专题研究，全面、具体地肯定了其历史性贡献。现将我近年来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教育报》、上海《社会科学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《中国近代史》和《江汉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社科版）等主流报刊发表过的论文加以充实、整理，结集出版，希望这一尝试能够抛砖引玉，得到各位专家、学者的批评指正；也希望正本清源，有助于读者朋友更加真切、深刻的认识戊戌变法及其有关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，联系实际，举一反三，为当下处于攻坚克难阶段的改革，提供一面明亮的、可资借鉴的“历史之镜”。